4月4日，浙江寧波奉化市居敬小區一棟六層居民樓轟然坍塌，造成1人死亡6人受傷的慘劇。事件發生后，新華社發文呼吁盡快普查各地的老舊樓房。但緊接著，人們發現了問題：查出了危樓，怎么辦？由誰來出危樓改造、安置居民的錢？

　　其實，早在2009年，奉化市就發生過一次塌樓事件，當時政府也要求徹查當地的危樓，但類似的悲劇還是再次上演了。不是危樓沒有被發現，而是目前倒塌的這幢危樓的加固費用高達500萬元，政府與居民之間對于這筆費用的分攤，一直不能達成一致，導致加固工程一拖再拖，終釀悲劇。當然，之前樓房質量鑒定部門將此樓鑒定為C級危房（“只需加固，不用搬離”），并由當地政府廣為“溫馨提示”之舉，也延誤了樓中居民的搬離。

　　需要正視的是，目前，類似的塌樓事件在國內絕不是個案，僅寧波地區近5年以來就發生了3起。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建于1980、1990年代的樓房很多都已經進入了所謂“質量報復周期”，即，因為1990年前后，中國的舊城改造運動、商品房開發項目一哄而上，進入社會經濟發展的草莽階段，在此期間，樓房的建設、施工等環節魚龍混雜，一些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貪大求快、工藝落后，而且當年甚至根本沒有詳細的住宅質量標準，更沒有對房屋質量有保障責任的第三方監理機構存在。這些都導致了當年建造的許多建筑物存在巨大的質量隱患，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這些房子集中進入了“質量報復期”。這是一筆巨額的“改革歷史成本”。

　　據2013年奉化市建設局的統計，該市共有在冊的C級、D級危房152幢（處）。如果按每幢危樓500萬元的整修預算來算，這意味著當地要有幾億元的投入來修樓。那么，誰來出這筆錢？誰該為當初改革的“歷史負債”埋單呢？

　　從法理上說，當然應該由當初的開發商、設計方、施工方等來負責。而奉化這起倒樓案中，原開發商奉化市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目前的營業狀態為“吊銷未注銷”。

　　“吊銷未注銷”的公司，在法律上雖仍有義務承擔責任，但真正落實起來相當困難。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表示：被吊銷執照的企業法人，到被注銷前，仍應視為存續，公司的開辦單位可以被列為被告。最高法《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也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未依法清算，債權人可要求“在造成損失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

　　在1990年初，在當地負責舊城改造的奉化市房地產開發公司，綜合判斷，其應屬國有企業。該公司目前處于“吊銷未注銷”狀態，則當地政府部門理論上將有可能作為未及時清算企業的股東，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但是，很多當初危樓的開發商，經過20多年來的多輪改制、資產分拆、重組，即使現在還存在，也未必會認歷史上的這筆欠賬。

　　比如，2012年寧波市區的徐戎三村發生過一起類似的樓房坍塌事件。去年12月，當地政府方面的調查報告稱：建設單位寧波市房地產公司（現名為寧波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原施工單位以及一戶拆掉承重墻的業主應對倒樓承擔賠償責任，并接受行政處罰。但很快，作為寧波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東的上市公司“寧波富達”，就發布公告，打回一記硬球：一是聲稱沒有收到行政處罰通知；二是認為由于歷史上復雜的改制重組，寧波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不應作為賠償主體。此事已過去三個多月，我們在公開渠道中并沒有見到寧波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做出賠償的消息。相反，在事故責任報告出爐的幾個月前，就由當地政府統一向該樓住戶支付了倒樓的“補償”費用。

　　這是個尷尬的兩難。在當年的草莽時代里，開發商粗制濫造房子，把利益的肉吃掉了，卻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現在問題浮出水面，要由政府或者是納稅人來埋單。但反過來說，不是由政府來兜底保障，又該由誰來做這個工作呢？

　　一方面，20年前那波粗放的舊城改造的主體開發者，多為國有企業。如今這些企業幾經轉制、停業，政府作為當初開發商的股東、實際控制人，有義務出來埋單。另一方面，那輪舊城改造中產生的土地升值、GDP飆升等利益，已經轉化為當時當事官員的升遷政績、國企轉制后的管理層的利益以及資本市場的紅利。現行法律難以追溯、析出其中的不正當利益，并讓他們為“歷史負債”承擔責任。

　　因此，目前現實的危樓解決方案恐怕只能有以下兩種：一是，如果危樓的開發商目前仍然存在的，政府應毫不猶豫追溯其歷史責任；二是，對危樓的責任主體已經無法追究，或即使追溯也沒有資產賠償的，那就要由政府全部兜底解決危樓加固、安置，不要在改造費上斤斤計較，政府應該本著民眾生命至上的原則，拿出真金白銀解決這柄懸在老百姓頭上的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