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房價調控目標，在我看來，是“國8條”中的“核武器”，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價值：一是鞭策地方政府落實宏觀政策抑制房價；二是為下一步問責提供了依據；三是公布調控目標讓公眾參與監督；四是引導市場回歸理性。可以說，公布房價調控目標是讓中國樓市回歸理性的前提。但從已有情況來看，一些地方政府公布的房價調控目標讓人失望。“國8條”要求公布的房價調控目標，指的應該是“限價標準”，但在很多地方卻變成了“漲價標準”，給了市場強烈的漲價暗示，偏離了調控初衷。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搶先公布，一拖再拖，影響了樓市調控的效率。
　　
　　在我看來，“限價標準”變“漲價標準”從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避免被問責，想繼續依賴土地財政，有意把房價調控目標定高。實際上，也與“國8條”過于寬松的規定有關。如果“國8條”規定，房價調控目標的參照標準是當地的房價收入比或當地CPI，相信某些地方政府就沒有機會把“限價標準”變“漲價標準”了。
　　
　　如果“國8條”還規定，確定各地房價調控目標的程序是，各地擬定調控目標，征求當地公眾意見，經上級政府房地產主管部門審批后才有效；直轄市和高房價城市擬定調控目標，征求當地公眾意見，經國家房地產主管部門審批后才有效。我以為，如果按照這樣的程序來確定各地房價調控目標，地方政府、公眾、上級主管部門共同把關，效果無疑更好。
　　
　　也就是說，造成今日“限價標準”變“漲價標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掌握了確定房價調控目標的決定權，完全由自己說了算。眾所周知，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賴于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稅費，樓市問責也與地方政府利益有關，地方政府獨自制定房價調控目標必然是有利于自己的，這一點都不奇怪。
　　
　　房價調控目標應該由誰說了算？毫無疑問，理應由完全獨立的第三方說了算，但由于我國沒有完全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只能采取共商的辦法，即地方政府、公眾和房地產主管部門共同協商來確定房價調控目標，而不是由地方政府自己說了算。
　　
　　房價要回歸理性，離不開監督、問責這樣的“鞭子”，唯有讓房價調控目標合理，“鞭子”才能發揮出應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