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樓市正在講述新的故事。

　　從雄安新區提出試點全新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大力發展公租房，到各地公租房發展計劃接連出臺，各個地方探索不同模式明顯加速：7月下旬，廣州市印發《廣州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工作方案》，明確提出賦予符合條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學等公共服務權益，保障租購同權。此外，還有“提高公積金租房提取額度”“落實出租住房稅收優惠政策”“增加租賃住房用地有效供應”“允許將商業用房等按規定改造成租賃住房”等大力推進房屋租賃市場建設的措施；8月9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與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簽訂框架合作協議，三方將整合優勢資源搭建智慧住房租賃監管服務平臺，將國有租賃住房、長租公寓、開發企業自持房源、中介居間代理房源、個人出租房源全部納入平臺管理；再看深圳，8月1日，深圳市住建局起草了《關于加快推進棚戶區改造工作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見稿）》。8月8日，深圳市城市更新協會官微發布了這一消息，根據這份文件，深圳將把一些20年以上的“老破舊”小區劃入棚改范圍，必要時實施強制措施，最終用“政府主導國企實施公共住房”的模式改造一批住房，除用于搬遷安置住房外，將全部用作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在上海，剛剛獲批的張江科學城，其新增住宅將有超九成被用于租賃。

　　各地試點，聚焦北京。8月3日，《北京市共有產權住房管理暫行辦法》公開征集意見，通過實行政府與購房人按份共有產權方式，政府將其持有的部分產權的“使用權”讓渡給首次購房人，進一步降低了房屋出售價格，充分減輕購房負擔，最大限度支持“夾心層”首次購房需求，滿足無房家庭的住房剛需。

　　自1998年開啟住房制度改革，中國房地產迎來了黃金20年，中國社會形態也由此被重新塑造。到城市去尤其到一線城市去擁有一套房產，成為從60后至80后的人生奮斗具象。與此同時，房地產成為中國社會最敏感的領域，并漸漸成為造富、完成階層流動的幾乎唯一路徑—特別是對普通中國人而言。中國的基尼系數也由此突飛猛進到危險的地步，無數社會規則、道德倫理甚至愛情都被捆綁在了一間房上。

　　20年來，房地產繁榮了中國經濟，也“綁架”了中國經濟。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將住房建設列為“消費熱點和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到2003年國務院18號文明確“房地產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從2009年全面刺激樓市，到2016年鼓勵居民“加杠桿”……毫無疑問，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房地產驅動”比“創新驅動”更見效，建房子幾乎成為不少地方經濟發展的根本邏輯。而隨著以房地產為核心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生活逐漸成型，整個社會漸漸喪失了創造力，辛苦創業不如北上廣深買套房。

　　某種意義上，是市場化的貪婪與體制性的保守交織合力，形成了中國房地產的現狀。在鄭永年先生看來，僵局背后，是發展房地產市場這一主導思想的嚴重失誤。簡單地說，是把房地產視為經濟政策，其GDP功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凸顯出來，而其社會功能（社會成員對住房的需求和人們的“空間權”）則被忽視。因為商品房兼具投資和消費價值，人們對其價格上漲有預期，開發商利用這樣的社會預期囤積土地和新房，購房者由此迫不及待地買房，從而一步一步地把房價逼向新高。

　　隨著中國經濟轉型進入新階段，解套“房地產”成為中國繼續向前的必然邏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觀點將成為中國未來房地產市場的主旋律，也為未來的中國經濟指明方向。幾乎可以肯定，一場關于中國居住和中國發展的革命已經悄然來臨。這場革命意在通過房地產回歸居住功能，重新激發中國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這將是一次對中國社會的“活化”。

　　中國人多喜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故事，但實際上，一個社會要實現創新，必須通過提供足夠的社會供給品降低創新承擔的風險，最終形成活力涌動、寬容失敗的包容式社會。建設“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約束”的多層次住房供應體系，實現保障房體系、商品房市場的共同推進—從這個層面理解，中國樓市正在講述的新故事，其實也正在講述中國經濟的未來圖景。